前段时间，大众媒体突然齐刷刷地开始嘲讽和批判“文艺范儿”，最近艺术圈又不约而同地向“小清新”开刀。不过我却总觉得人们对它们的批评略显不公正，想写篇文章为“小清新”倾向的艺术创作说几句好话。
我的基本观点，这种趣味以“退却”的方式有限地抵制功利主义与恶俗文化。不过我个人也反对那种跟风式的、媚俗化的“小清新”创作。
台湾流行乐大叔陈升去年发行了一张主打歌为《我的小清新》的新专辑，歌词中有这样一句：“小清新可能是一种精神病药膏，一定要装无知，不然就贴不牢。”他大概是在调侃那种被称之为kitsch（人们常常将其译为媚俗）的行为。所谓kitsch，从词源角度来看，在19世纪的德语中它指的是通过保存廉价物来纪念生命中的某个重要事件。如今kitsch则表征那种虚假的、矫揉造作的媚俗行为，媚俗者通过虚情假意的行为来讨好他人，甚至自我陶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米兰·昆德拉从多个角度对媚俗进行了解释，他曾将媚俗称之为“在一面撒谎的美化人的镜子面前看着自己，并带着激动的满足认识镜子里的自己”。
确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总是充斥着用lomo相机处理过的美肤照片与矫揉造作的伤感文字，年轻姑娘喜欢把自己伪装得涉世不深，天真幼稚。此外，“小清新”文化背后又有商业元素的介入，它在一段时间内成了大众媒体所倾力推崇的审美倾向。无疑的，这种趣味可以被服装业、数码业与媒体业等加以利用。如果德国思想家阿多诺在世，一定会把这样的现象批判得体无完肤，因为他一贯地反感“文化工业”对人的控制。甚至连爵士乐都成了他批判的对象，爵士乐的伤感曲风在他看来不过是一种虚假情感，同时它也参与了文化工业对人们情感的控制。由此他主张通过不断创新的“前卫艺术”来对文化工业进行不断地抵抗，因为前者具有一种明确的“反商品化”逻辑。也许正是沿着这两条线索，“小清新”甚至是“文艺范儿”都成了批评者们抨击的对象。
上述批评没有问题，它们切中了此种文化的要害。但是，“小清新”又是一种内部充满张力的文化现象。一方面，它的盛行与资本、文化工业的介入有关；另一方面，它的趣味在根本上又是反市侩、反功利、反资本的。文化层面的“小清新”，据说最初来自音乐中的IndiePop：一种随意、唯美的音乐风格。后来扩展到其他文化领域，持这种趣味的人大多在自己的世界里自我陶醉，喜欢拍照、旅行、分享音乐，喜欢养小宠物……他们喜欢平淡、淡雅、天真、自然、静谧的美学趣味，推崇一种审美至上的无功利态度。在我看来，趣味有一种非常执着地排外性，人们往往会坚定地排斥与之不相容的趣味。趣味往往又是某个社会群体的自我认同。正是由于此，趣味又潜在地具备着态度性，以此能彰显自己的品味或身份。
举例来说，自认国学素养较高的人往往不会喜欢读于丹，因为后者对《论语》等经典著作的解读太过通俗，太像心灵鸡汤。同样的，艺术圈的人往往不会喜欢陈逸飞式的风情绘画，它太过甜腻而已经被大众广泛接受。在此，趣味就成了不同人群的划分标志，以此来表征你所属的社会群体。
所以，“小清新”们虽然不问世事，但不要忽略了趣味本身所具有的态度性。你让他们在脖子上戴上一条粗重的金链子，那非得要了他的命。这种趣味与“腰缠万贯”的重口味是不相容的，后者在他们看来是没审美品位的象征。在他们眼中，大腹便便的商人、左右逢源的官员、痞气十足的市井之徒是没有什么魅力的。他们没有强烈的社会关怀，他们更加审美化，关注于自己的着装，自己的居室，自己的宠物，他们喜欢清新淡雅的东西。我想这种态度对中国当代的功利主义、市侩主义与权力至上的观念是有消解作用的。
具体到艺术创作，一批年轻艺术家的作品越来越倾向于这种审美趣味，往往是梦幻的色彩，天真的造型与唯美化的格调。就像前几年的“新卡通一代”，这种创作风格基本上是走的年轻化套路，它们甚至也会和卡通风格有一些交集。年龄稍微大一些的艺术家或批评家往往瞧不起年轻一代的趣味，觉得他们肤浅、无知。有些批评家或许也喜欢把它们与卡通绘画联系在一起。但这种看似肤浅的艺术风格又潜在地表明着自己的态度，这里绝没有“官员书法”的权力味儿，没有政治艺术的奉承气息。事实上，在那些口口声声地嚷嚷着社会批判、人道责任的艺术家中，我们又常常看到作品内容与人生态度的错位，看到他们对权力的迷恋，看到他们对功利主义彻头彻尾的膜拜。
有青年批评家曾批评到，“如今的社会问题非常严峻，青年艺术家们却依然沉醉在个人的小天地里，有一种严重的责任缺失。”这不由得让我想起30年代周作人、梁实秋等人为自己所做的争辩，面对“为社会而艺术”的思潮，梁实秋明确地谈到，“文学家所代表的是那普遍的人性，一切人类的情思，对于民众并不是负着什么责任与义务，更不负着什么改良生活的担子。”这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社会关怀”是否是一件好作品的前提条件？在中国，大多数艺术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和社会扯上关系，甚至尽量避免自己的作品太过唯美，最好让作品尽量显得厚重、宏大与深沉。
德国学者比格尔曾经把唯美主义、象征主义与表现主义定义为最为典型的现代艺术，而这三种艺术思潮都属于自律类型的艺术，它们并不直接地指涉社会。美国学者胡伊森将其命名为“退却的现代主义”，即这种艺术倾向以疏离于社会的方式与自己并不认可的东西保持着距离。我想19世纪英国的拉斐尔前派无疑是那个时代的“小清新绘画”，他们以明快的色彩、细致入微的方式来营造那种唯美的画面效果与文学叙事，但这些作品却以纯粹审美的方式对社会进行着救赎。正如拉斐尔前派画家伯恩·琼斯所说的那样，“物质的科学越发达，我就越要画越多的天使，我就以他们的翅膀来捍卫灵魂不死。”由此，好的艺术作品既可以影响社会，也可以不影响社会，有时“退却”却是一种更好的态度。
又回到趣味的问题。由于今天艺术圈的话语权大多被年长批评家及艺术家们所掌握，他们的趣味无疑会成为判断艺术品趣味高低的重要标尺。搞艺术的人大多对自己的趣味有一种近乎神经质似的自负，在他们眼中，年轻人的这种小趣味不过是幼稚的矫情，是不成熟的表现。但请不要再犯当年徐悲鸿式的错误，正如徐志摩对前者的劝说那样，“不要犯了趣味偏见上的错误”。趣味本身并无高低之分，这也是英国经验主义美学所强调的核心内容。我同样反感“小清新”风格的创作成为某些批评家自立山头的幌子，同样反感这种趣味会成为一种创作上的潮流化倾向，反感更为年轻艺术家的跟风行为。不过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趣味的权利，即使是前些年的“新卡通”绘画，我们也无权对他们的趣味说三道四，批评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揭露其背后的资本及权力驱动因素。也许再过一些年，我们会以新的态度来对“小清新”文化进行历史定位。在我看来，这种文化正默默地抵抗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负面的价值观。不要低估了趣味对个人行为方式的影像。
长期以来，在不少艺术家心目中，自我价值的最高体现仍然是在官方体制中获得一官半职。而如今这样的倾向正在“小清新”文化中悄悄地被消解（尽管他们在入身社会后更有可能被权力至上的观念所同化），也许那些文艺青年们从内心深处就排斥阿谀奉承的行为、权力至上的观念与脑满肠肥的形象。
（文/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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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30]
